驼背上的稻草——国民党败逃实录

第一章 大 背 景
　　 第一节 序 曲
　　 1944年元旦，山城重庆一派祥和，抗战以来普通百姓头一次有了过节的感觉，大轰炸的阴影似乎在张灯结彩中有所释怀。内地的难民也开始计划起返乡的行程。当然，国民政府主席也不例外。当晚蒋介石在私人官邸发表了元旦讲话，携有开罗会议的余温，言辞甚为慷慨激昂。“最后胜利在望，国誉日隆，我须担任围攻日寇之主要任务！”浓重的宁波乡音通过无线电传遍了国统区中产家庭。敏感者在平日“假话”“空话”充释的官腔儿中又捕捉到了一种新元素——大国腔儿！
　　 大国心态的产生往往源于阿谀者的奉承，而阿谀又总是以利益为前提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面临欧亚两线开战的逆境。把日军彻底牵制于远东，以缓解美军在欧洲的军事行动的压力一时成了罗斯福政府当务之急，毫无疑问，扶植一支远东武装力量是最廉价也是最有效的手段。纵观远东可堪此重负者惟有中华民国。在“重欧轻亚”思想下罗斯福接连奉上了 “第四强国”的高帽，蒋先生亦欣然接受了。然而精致的礼帽却与褴褛的衣衫搭配得格格不入。
　　 抗战以来连年军费激增。随着战势的发展，上海、武汉、广州、等主要税源地相继沦陷。抛售美元、发行爱国公债的老药方已无法救起病入膏肓的财政躯壳。一片激进疗法的呼吁声中，御用学者咬牙开出了一剂“竭泽而渔”的猛药。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加印纸钞”的决议，与会者宣称“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从此国统区经济陷入了“加印纸币——通货膨胀——再加印纸币——再通货膨胀……”的无间地狱。
　　 1944年的财政预算也不例外，军费仍旧占去了财政收入的七十个百分点。元旦后的第七天，蒋介石既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致电罗斯福“物价高涨，军事及美军修建各地机场经费浩大”要求给与借款，但华府仅以“不允”二字轻描淡写的拒绝了。此语一出令蒋氏“倍感寒心”。
　　 然而“不允”的幕后包含着诸多变数。查阅典籍，变数的成因又源自多个方面：
　　 武汉一役，中日双方损失惨重，军备奇缺，物资匮乏。日军“大本营”化强硬为怀柔，不时向重庆政府抛出几根胡萝卜，劝其与“汪伪”媾和。当然日本人的大棒是始终不会撒手的，每日清晨，浓雾退去，成编队的轰炸机呼啸着掠过山城重庆，霎时间，地面腾起一片片云烟。随之响起的是撕心裂肺的呼喊以及哀嚎 …… 。哀嚎声不仅滋生了民众的恐慌，更打磨着民国政府抵抗的信心。此种情形下，民国政府实在无力更无心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击战，以求“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蒋介石更像是一个旧式店铺掌柜，每日盘点着自身的家当，毕竟本钱不多了，在权衡“抗日”与“剿共”二者的利弊后，无奈的选择了观望。蒋介石的消极引起了美国的不满，罗斯福本想花大价钱豢养出一只猎犬，可结果却看到了一只兔子。
　　 1942年1月，蒋介石在一片镁光灯中出任了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随即要求美国派遣一个高级军官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此举恰好应验了中国古语“请神容易送神难”。罗斯福在一阵思量之后，目光锁定在了西点军人史迪威身上。理由很简单：优秀的军人作风，能讲流利的汉语，是个十足的“中国通”。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证明，正是这两大优点成为了矛盾的导火索。
　　 “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万的中国人是好人，剩下十万是贪官污吏。”史氏出发前即发此牢骚，已经预示了这场合作不会很愉快。
　　1942年3月，史迪威以中将衔出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史迪威此行头上戴着多顶乌纱“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这使老谋深算的蒋氏读出了两层含义：其一，美国在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权上一反常态，未能像对待其他盟国一样，由受援国元首执掌，而是由史迪威独控，蒋介石认为这是美国对另一个大国的藐视。其二，美国冷落了蒋的心腹空军司令陈纳德，简言之美国人要削夺蒋的空军领导权。
　　一个在中国权力场摸爬滚打了大半生的政客，一个视军权如生命的军阀，尽管他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明白，但在白宫的矮檐下也只得低下了头。
　　 正如西点校训“责任、荣誉、国家”，史迪威秉承其使命，表现出一副军人姿态。决心在远东大干一番。他刚上任就提出中国军队东进夺还武汉，南进夺取河内的宏伟蓝图，但蒋毫无兴趣。史氏并未就此罢手，转而请缨出兵缅甸，蒋介石无奈只得同意。
　　 3月11日 史迪威携参谋人员多人飞抵缅甸，载着满身的征尘以及一腔的抱负，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次日亲临前线视察、进行战争动员，着实踌躇满志了一阵子。但理想和现实往往天壤之别，不光惨败，连滇缅路也丢了。最令史氏不能理解的是，此役调动“国军”的并不是他的命令，而是蒋介石一人的手谕。
　　重庆方面借题发难，指责之声四起，在舆论的压力下，白宫特使悄然而至。7月20日，居里博士携带总统密函飞临重庆，与蒋会晤多达十余次，经再三晓之利害后，才弥平沟壑，暂时保住了史迪威参谋长的身份。
　　 “战争的消极，民国政客的贪腐，封建家长制的军阀体系。” 无不另史迪威恨之入骨，身处他乡，有名无权，一个理想主义者，第一次感受到了民国官场这潭污水的深浅。“什么中国通，简直是狗屁不通！”官僚党棍们暗笑史迪威自作聪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也许只有稼轩先生的辞句，此时才最能唤起这位洋将的共鸣。长歌言志，以文抒怀，史迪威把满腹牢骚都写进了日记：
　　 “他酸得像醋。对美国没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从我们手里得到东西……。”
　　 “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
　　 “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
　　 众多的矛盾的因子在美蒋之间不停的酝酿发酵，终于在43年底美蒋间结束了蜜月，华府移情别恋，而重庆还全然不知。
第二节 两 会
　　
　　同样的山河破碎，同样被法西斯打得溃不成军，不同的是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政权号令下的铁血民众。在斯大林认为“最丢脸的日子里”，一位不速之客造访了这个被镰刀铁锤武装起来的国度。1942，霍普金斯以罗斯福“私人代表”身份访问了苏联，他目睹了苏联的惨象，更看到了苏联“的生气”，他致电总统“对这条战线充满信心”。由此，美国人在援助苏联的户头上加盖了“优先”二字。
　　但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握手却发生在了1943年秋季。像糟糕的肥皂剧一般，大团圆的剧情，总会配以不和谐的音符。
　　斯大林打心眼儿里就看不起国民政府，对于上海小流氓出身的蒋主席更是有种莫名的厌恶。43年10月21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席间，苏联代表明确反对将中国列为世界“四强”，而在美国外长的坚持之下，才得以勉强通过。
　　如果说列宁时期，俄共(布)以世界为己任，企盼在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类，甚至抛弃了国家的概念。那么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已经在苏联党内根深蒂固。国家利益已被置于战略安全中的最高地位。在“沙文主义”的烙印下，苏联前所未有的践踏着邻国主权，凌辱着共产主义理想。
　　正是基于上述思维，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兰，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
　　诚然，苏联在欧洲有了上述劣迹以后，在亚洲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进而承认“伪满洲国”，策动“外蒙”独立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3年9月，在外蒙武力援助下，新疆阿山哈萨克人爆发动乱，公开反抗国民党新疆政权，新疆主席盛世才急电重庆，请求援助。
　　至此，罗斯福所期盼的“四强聚首”模式的压轴大戏并未在1943年的岁末登场，代之上映的是两出“三国演义”。
　　1943年11月22日，北非开罗，这天的天气已经无从考证，但一般说来不会很冷。具有历史意义的“三首脑”会议在这天开幕了，令人费解的是它的代号为“六分仪”。像历次政治聚首的标本一样，开罗会议始终是由分歧、争论、妥协伴其始终的。
　　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民国政府沦为实际意义上的“内陆政权”。每日只能依靠“驼峰”航线“输氧”度日。对于蒋氏来说，除去开口求援，已经没有更好摆脱经济困境的良方了。当然开口时要有资本的，代价就是出兵缅甸，缓解驻印英军军事压力。
　　蒋介石在会议上极力兜售其战略思路，宣称“缅甸系亚洲战局的钥匙，其以下抵抗点依次是华北和东北……”。为此要求美国予以10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回收法币、稳定经济、重建政府形象。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对此并不热心。有道是，过河的泥菩萨哪儿还顾得上信徒，丘吉尔一再要求“推迟缅甸作战，援助物资优先运往欧洲……” “先打击德国然后倾盟军之力打击日本……”这便是丘吉尔所谓的“先欧后亚”方案。
　　对于打击日本，丘吉尔简要勾勒出一幅“海空作战”的蓝图。利用海军切断日军补给线，将日本陆军割裂于各个战区。配合空军打击、登陆作战、威胁日本本土，诱使日军大本营投降。实践证明，这位有过海军大臣经历的英国宰辅，在战争的理解上确有过人之处。基本预言了日军的败亡方式。
　　但该方案解决不了亚洲大陆上的百万日军，这才是罗斯福最担忧的。因此，罗斯福还是极力说服了英国海军于1944年3月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打通滇缅公路。
　　在谈论军事问题之余，政治问题又成为另一核心。蒋介石在会上郑重提出了中国的要求：战后日本无条件返还武力夺取中国的东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同意。仅凭这一点，蒋氏无愧于“炎黄子孙”的称谓。
　　 11月27日满载着欣喜与满足感，蒋氏登上了“美龄号”专机，挥手告别了开罗，也告别了自己的大国梦。
　　 十天后，一份密电摆在了蒋主席的案头。电文如下“舰艇不敷应用，英海军不克夹攻，请中国远征军单独进入缅甸，或将夹攻计划展至明年十一月”。落款为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罗斯福”。
　　蒋介石猛地将电文摔在办公桌上，心中暗骂“娘西皮，没想到鬼佬儿也会变卦！”。事实上问题远比鬼佬儿变卦要严重得多。
　　11月28日，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在德黑兰会面了。斯大林在会晤伊始便拿出一副大国姿态，对罗斯福的中国政策表示强烈不满“既然中国人要求收回东四省、台湾，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打……”。“蒋介石并没有把美援用于抗日，而是储备起来准备将来打内战。如果中国军队不积极作战的话，美国就不该再给他们援助了。”罗斯福表示应与考虑，这也是罗斯福对重庆政权转变态度的起点。
　　进而斯大林明确宣布于德国投降后三个月，苏联将对日宣战。罗斯福对这个承诺甚为满意。在他看来，以苏军解决日本陆军是最理想的作战计划，比援蒋作战经济，比援共作战迅速。同时，如果苏联出兵，那么英美缅甸登陆，令民国政府起死回生后，合力反击日本也就失去了作战意义。
　　自此中国由反击日本的主力转变为西方人眼中的“备选”基地，中华民国由“世界四强”降格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随从者，中国主权也开始沦为美苏大国交易的牺牲品，重庆政权也就此滑向了倾覆的边缘。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在1944年初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
第三节 大 崩 盘
　　 德黑兰会议后，蒋介石与盟军的互信度跌至谷底。但蒋氏依旧以世界“四强”的心态与街头小贩的伎俩与美英讨价还价。大有“皇帝女儿不愁嫁”之势，态度极其强硬：
　　 “元月二日，蒋主席坚拒英国要求中国反攻缅甸之请，并告诫英军事代表勿以军事为儿戏。”
　　“元月八日，蒋主席以物价高涨，军事及美军修建各地机场经费浩大，美国不允借款，至感寒心。”
　　“元月十四日罗斯福电蒋主席，促我远征军进攻缅甸，否则断绝接济物资。”
　　“元月十五日蒋主席以罗斯福对中国藐视，决以威信对付之。”（引自《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蒋介石的自以为是终于激怒了美国，罗斯福向史迪威表示，可以设法推翻蒋介石。并宣称：“谁接替他的职位，我们就支持谁”。 然而史迪威这个“中国通”又“狗屁不通”了一遭。继任者竟然物色到了“小总裁”陈诚头上。事实上“中正不可以日无辞修”并非一句空谈。同乡之谊，师徒之礼，知遇之恩，君臣之义，父子之情（陈系蒋干女婿）构成了蒋陈二人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在中国传统“天地君亲师”为上的道德观念中，陈诚是断然没有反蒋的道理，更何况“陈小鬼”也自知没这个实力。
　　2月5日一桩离奇事情发生了，入夜，昆明美军仓库传出几声枪响，随后，几十条黑影夺门而出，五六辆军车早已在门口等候。十几条手持卡宾枪的黑影四下观察着局势。两人迅速打开了卡车挡板，顷刻间，数十只大木箱装上了汽车。为首者向众人做了一个手势，黑影抽身上车，汽车发动，驶出街巷，一转弯儿，消失在了夜幕当中。一切是如此诡异，又是如此的迅速。
　　次日，一则惊人的消息上了报纸头条，美军仓库遭劫，丢失了大批的军火。更为离奇的是官方公布了两份自相矛盾的调查结果。重庆宣称：目击者作证，劫匪自称为“龙主席”的人，由此可以推论犯罪嫌疑人为“滇军”。而美国专家提取了案发现场的弹壳，结论更为惊人“枪械非滇军所有，可能来自中央军”。证人证物居然自相矛盾，自此案件侦破工作从军警宪特转交给了历史学家。
　　“龙主席”即为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昭通彝族人。黑彝出身，属彝人上层。如很多民国官宦一样，相对富裕的出身，给了龙云以外出求学，阅历人生的机会。洞悉了民国官场的宦海沉浮，尔虞我诈后终于封疆一方。经营云南九载，他在人事上、军事上、经济上自成一体，形成了敢与“蒋家大王朝”分庭抗礼的“龙家小朝廷”。人称“云南王”。
　　国民政府移都重庆后，云南省地位更是陡然提升。滇缅公路成为全亚洲争夺的焦点，一时间，重庆的高官贵胄；美军的司令参谋；国内的爱国学者无不成为“龙主席”的座上客。
　　江河沦丧，日寇横行，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数十万知识精英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含泪南渡，背井离乡。昆明成了中国文化的准中心。经济萧条冲击着昆明的钱庄商号，与此相对的是，报馆如雨后春笋般空前繁荣。普通百姓忍饥挨饿，把物质上的匮乏转化为对精神理想的渴求。知识分子在昆明步入了不断反思的岁月，国民党定鼎南京已经十年有余，为何一切如故？政治为何依旧是少数政客摆弄于股掌间的玩物?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景如何？出路在哪？我们做得了强国吗？无数著述文章在自问之余把矛头指向了民国政体，质问着重庆政权的合法性。要求结束训政，实现民主，实行宪政。
　　抗战的岁月里，每日昆明街头都有爱国人士的演讲和集会。小巷尽头，三五个衣着素雅的大学生向行人散发着抗战传单。年迈的老妪颤抖着双手将一摞铜板滑入了募捐箱。身后的土墙上一排繁体大字甚为显眼：“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不禁让饱经世面的资深学者回想起了“新文化”时期的自己。
　　凭心而论，民主潮流的发展，和龙云本人不无关系。至少他对民主势力采取了宽容并包的政策，更是结交了一批寓居云南的爱国学者。
　　一件无头公案，幕后操纵者没能达到目的，反而被罗斯福揪住了把柄，找到了拒绝援蒋的口实。虽算不上冠冕堂皇，但多少也算和“理”字挨上了边。
　　俗话说：“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4月17日夜，一小股日军在河南中牟县强渡黄河，击退了中国守军顽强的抵抗，出其不意地占领了郑州。一次看似不起眼的交火，吹响的却是地狱飘来的魔音。
　　　 随后的八个月中，日军“大本营”，驱使着70万兽群，一路南下。军列呼啸而过，装甲车在前面横冲直撞，履带碾压过民国将士的尸骨。衡阳在大轰炸中化为火海，空气中弥漫着尸体烧焦的气味。“国军”弟兄们用高射炮，机枪与敌机周旋。一排弟兄倒下，又一排顶上。一个半月过去了，衡阳失守。清理战场时，人们发现，国军将士遗容凄惨，肤色铁青，眼睛外鼓，口吐白沫，手指深深的嵌入掩体，日军居然使用了毒气。
　　最终洛阳、长沙、南宁的城头依次悬挂上了“膏药旗”，大陆线被打通了。“国军”豫湘桂会战一泻千里。
　　此次军事行动被日本天皇命名为“一号作战”，东条英机谓之“玉碎作战”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意”。日军“大本营”称之为 “最后一跳”，希望以此战役摆脱外交颓势。显然历史是公正的，最后一跳后，癞蛤蟆依旧没能逃脱坐困枯井的宿命，它眼中的一线希望，也只是坐井观天罢了。
第二章 联合政府的努力与抗战的胜利
　　
　　 第一节 “联合政府”的提出
　　
　　一次不起眼的进攻，带来的是中国正面抗日战场的大溃败。一次不起眼的谈判，掀起的却是中国政治架构的新格局。在1944年，“联合政府”一词闯入了民众的视听。尽管很少人理解其真正含义，但它依旧成为重庆陪都茶馆“龙门阵”中最重量级的谈资。
　　1944年5月初，国共代表林伯渠、张治中、王世杰在西安会晤，中断近一年的国共谈判再度恢复。会议的开端，似乎只是国共往次谈判的延续。谈论的焦点依旧集中在中共战斗序列的规模上。不同的是，数量从1938年周恩来要求的3军9师，增加到了 6军18师。
　　会谈期间，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河南蒋鼎文的第一战区被打得落花流水。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更是不战而逃。
　　汤氏在民国军界算是个实力派人物，浙江人，常以曹操自况，号称“中原王”。俗称“汤屠夫”与土木王“陈矮子”（陈诚）西北王“胡光棍”（胡宗南）并称“国军三王”。与其名气相称的便是其祸国殃民的能耐，河南人更是把他的名号列在了“水”“旱”“蝗”之后合称为河南四害。据史料记载汤部军纪极差，在驻扎桐柏地区时，汤居然下令将老幼壮丁趋赶出村，村中只留牲畜妇女，美其名曰“劳军”。
　　因为臭名昭著汤恩伯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西方媒体把他当作了国民党军人的代表。也别怪洋人瞧不起民国，穿“黄马褂”的军人尚且如此，地方保安队的行径更可想而知了。
　　为了整理残破的第一战区，蒋介石走马换帅，命令陈诚结束休养，于5月12日，奔赴豫西前线。
　　国民党谈判休会，王世杰仍不乏闲情逸致，游览了“西岳”华山，其观感是，“山中无泉无树，兴致不甚佳”。此句大有一语双关之意，政客所谓“权术”无非是尔虞我诈，结党营私，攀附权贵罢了。“权术”在重庆官场被看作是安身立命的本钱，在他眼中，眼前的这些中国共产党人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基本素质。然而，接下来的谈判，应该让王老先生心悦诚服的感叹一句“中共有权有术，兴致甚不佳”。
　　在日军南下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袭击敌后据点、交通线。中共军事力量迅速壮大，大量的敌后真空霎时转变为了“抗日根据地”。谈判桌上，中共更是抓住了政治攻势的主动权，抗战以来第一次挑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以完全不同于重庆的含义诠释了“权术”一词。
　　王世杰游山之际，中共迅速改变谈判方针，5月16日，毛提出一个总共20条的谈判方案。与以往不同，提案一改过去谈判仅涉及两党军事问题的惯例，提出了全国性的政治主张：“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及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将“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引入国共谈判，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谈判的性质。
　　由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拉开了序幕。
第二节 谁敢动我的军权？
　　 “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毛泽东对45年国共关系作了上述判断。谈及原因，任弼时如此解读：“也就是要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在中国共产党人计划中，美国施压，成为了实现联合政府的既定条件。
　　果不其然，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渝，此行的目的之一，正是干预国共关系。
　　22日蒋华进行了首次会晤，《王世杰日记》记述了会议全过程，“蒋先生力述中国共产党宣传之虚伪，并谓中共确以苏联为背景。”对此，“华莱士氏初不甚信，经详谈后似亦相当的相信。”老蒋看准了美国的心思，一语点中了要害，对于苏联的军事力量美国是又用又怕，对于“共苏一体”的传闻，华莱士也只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国共和谈的事算是搁浅在了一边。
　　 千里之外，洛阳陷落，重庆政府一阵骚动，军令部的专家顾问们见仁见智；集思广益，连夜呈上一份“预防敌人进入潼关”的预案，蒋介石看后精神一振，批复立即执行。
　　然而事与愿违，日军发起的却是湖南战役，就在华莱士抵渝前两日，长沙失守了。
　　洛阳、长沙相继失陷，蒋介石颜面丧尽。原本还想以战绩糊弄一下民众，保留住“四强”的光环，谁料衣不蔽体的重庆政府被日军撕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7月7日，罗斯福的电报令蒋介石目瞪口呆，“将国、共军队全部交史迪威指挥。”那还有一点盟友的口气，分明是老板对伙计的喝斥。
　　自武昌首义以来，民国政治史，就是一部军阀内战史，在蒋介石成长的时代，南干（陆荣廷）北雨（张作霖）两大“胡匪”在拥兵内斗中都顶上了鸡毛掸子，冠以了“大将军”的名号。读军校，拉队伍，打内战，抢地盘成了民国前期“有志青年”的理想。南京政府也不例外，其实质无非是最大的军阀政权。在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南京政府实际控制区不出长江下游流域。实际上其国家政权地位也只是“地方势力奉其为中山先生正溯”而已，大有春秋时霸主的意思。
　　在一个畸形的社会，军队转化成了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防御侵略的国家职能已经有些退化了。军队是私人财产，或是私人集团财产，在民国已经成了军阀们的共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非红军的专利。史迪威要军权，就是要国家主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答应，何况一个军阀政府呢？
　　显然，原本相对简单的军事指挥权问题骤然复杂起来，国共军权交给史迪威，抗战后的前途必然是联合政府。军权交与美国，无异于蒋介石把政权拱手送人。
　　9月下旬，蒋断然作出撤换史迪威的决定，美蒋就此争执不下。虎落平阳，拒绝美国是需要底气和勇气的。恰巧英国给了蒋介石一个“杀鸡儆猴”的机会，9月28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演讲称：“美国虽以过分之援助给予中国，该大国仍遭受严重之军事挫败”。如果说蒋对罗斯福尚不敢公开翻脸，而对丘吉尔便没有多少顾忌了，蒋决定拿丘吉尔开刀，顺势摆出了不怕决裂、单独抗战的姿态。
　　10月1日，蒋对僚属说：“外人非难我们……吾人即不顺从他们亦无甚大了不得，无论其不接济物质与金钱，我们仍抗战不屈，彼亦不能即以我为敌……今日吾苟一动摇，即要做英美之汪精卫，不亡国亦被瓜分共管”，话说得也算有几分硬气，余音中也能听出些捍卫主权的味道。
　　此言一出，国内媒介随之附和。《大公报》据理力争，指责丘吉尔言辞辱国，大有要与英美分道扬镳之势。
　　10月11日《中央日报》全文转载了蒋介石双十演说，至此，史迪威事件达到白热化。
　　此时，西半球的华盛顿也在酝酿另外一场战争，“驴象之争”。正直美国大选投票前夜，中国问题则成为竞选焦点之一。深悟选举之道的西方政客总会临阵抛出一两个杀手锏，打对手一个出其不意。这次罗斯福祭起的法宝是“撤换史迪威”。
　　次日，此事件以蒋介石大获全胜而告结束。至此，军权压力算是解除了，但美蒋矛盾并未就此缓解。
第三节 迪克西使团
　　1991年夏季，一支特殊的美国代表团应邀访华，其间不乏暮年老者。共和国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并给予了红地毯的待遇。他们就是“迪克西使团”及其眷属，“迪克西”是美国内战时期的战争地带，美国人认为它的性质类似于中共抗日根据地，所以就以此借代了。
　　交谈中，中国领导人对于“迪克西使团”的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赞扬。十几位美国老者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欢笑，笑声把他们带回了47年前的宝塔山下，唤醒了一段尘封的记忆。
　　国军正面战场的惨败，使蒋美矛盾激化。史迪威与蒋介石摩擦不断，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史迪威的不信任。史迪威与驻华外交人员约翰•戴维斯等人把在中国所见所闻以文件形式式递交国会，力陈重庆政府的腐败无能。基于对战争前途的考虑，他们要求正确评估中共军队的力量，迫切要求与中共合作抗日，以防止国民党政权倒台后中国出现权力的真空。
　　当然，这还不是美国派遣“迪克西使团”原因的全部，除此之外，苏联在蒙古的扩张是美国人的心头大患，特别是苏蒙策动了43年新疆叛乱。
　　19世纪某个英国地缘政治学者曾经预言，亚欧大陆是世界的重心（19世纪），而中亚就是亚欧大陆地缘核心，谁能征服中亚，也就足以称霸世界。历史的轨迹或多或少应征了该理论的合理性，中亚大地先后遗留下了汉、唐、大食、蒙古、英国、俄国将士征战的遗迹，正是从那时起他们的祖国步入了大国行列。
　　1944年，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而此时中国西北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美国一直为获得中国西北地区第一手资料而挠头，二手资料给华府带来的是担忧和恐慌。
　　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当然还是苏联的扩张，在他们头脑中，赤色红魔在西伯利亚悄然集聚，强势南下，所经之处，红旗招展，数以百万计的成吉思汗子孙在额尔毕齐河滩头举起了镰刀铁锤，宝塔山下红色中华呼之欲出。情报的贫乏，强烈的刺激着美国人的探索欲望。未知彼岸的尽头，两大谜题尚待解答：其一，苏联对蒙古新疆的渗透程度？其二，苏联与中共的关系？
　　实际上，抗战时期的中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国际派的失势，不仅意味着务实派的掌权和更加务实的策略的施行，来自苏联的指导和干预的失效，而且使得整个中国党在指导思想上摆脱了来自俄国的教条影响，在中共的"延安时期"，没有等共产国际解散，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基本已经进入了客气的礼貌的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于苏维埃时期，延安时期是一个中共另起炉灶的阶段。虽然，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但至少他们在苏联人眼里，已经具有了太多的"异端"的气息。在延安的苏联人对中共及其领袖的看法，甚至比来自国统区的参议员还要糟。当然，这里不听苏联的招呼固然是重要的原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到实践越来越浓的中国化气息，也使得那些自命正统的苏联人难以接受的。
　　美国军方计划１９４４年秋天在华北登陆，并且提出必须得到共产党配合。美国和中共接触被正式提上日程。６月２１日，华莱士访华，就派遣观察员去延安的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了直接会谈，２３日蒋被迫同意代表团去延安，但要求把“美军代表团”改称为“美军观察组”。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在锣鼓喧天的秧歌声中，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了延安。毛泽东同志特意在《解放日报》“欢迎美国军事观察员们”标题中加了“我们的朋友”字样，以示重视。此事件成为“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
　　“夏天炎热潮湿，冬天则大雪纷纷。春天融雪后，黄土地就变成了一滩烂泥。小镇平静地立于山脚下，它的沉静与中国南方城市的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延安的街道狭窄，因为缺乏木材，房屋通常都是土制的。当暴雨来袭，水流汹涌的河岸旁挤满了人。人们涉水去捞木柴。他们常常被湍急的水流冲开好几百码后才能爬回岸上。”迪克西使团成员用上述文字描述了他对延安的第一印象。
　　由此时开始，他们对中国的乡村状况开启了全新的认识。
第四节 国民党“农村自治”的失败
　　
　　 自1840年英国炮舰敲开中国大门之日起，古老的中国就蹒跚的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并没有循序渐进，反而日益朝着官僚经济的畸形工业化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依旧是个被遗忘的角落，自清末以来的农村经济的破产，社会的瘫痪依然我故，整个国家毫无希望的贫困化进程，使得城乡差别越来越大，有限而可怜的资金都流进了沿海都市，农民陷入商品化的程度越高，被盘剥和抛弃的可能就越大。
　　 在农民破产日益成为社会问题的重要关口，国共一次合作时的农村减租减息政策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成功地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却不得不经历一场流产的革命，残酷清党的结果，不仅等于清掉了国民党内最有生机的力量，而且使得国民党不得不与中国最保守反动和落后的军阀和武化的豪绅结盟。这个结果显然未必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核心的初衷，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吞下这个苦果。而这个流产的革命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国民党再推行任何农村的改革都要面临非常大的难度，等于用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实际上，国民党政府统治一直到在大陆上垮台，也没有能在农村改革上有所突破，认真切实地改善农民生活和境遇。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从来没有关注过农村。
　　 真正让国民党政府关注到农村现状的是共产党在农村的红色割据。当1927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上井冈山的时候，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特别重视，甚至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在农村的共产党人能成什么气候。可是3年之后，朱毛红军竟然乘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攻下了长沙，虽然国民党军很快就"收复失地"，但红军的存在却引起了举国震动。从那以后，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一方面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研究解决农村破产、乡村重建的问题，一方面着手加强农村的控制，出台的乡村改造方案，就是所谓的乡村自治或者地方自治。
　　 国民党现存自制包括两点内涵：其一是， 行政意义上的乡村政治清理，其中包括清理和健全乡村行政系统，重新划分县以下的行政区，建立健全各级机构，清查户口，健全和完善地方武装。 其二是，土地整理、田赋整顿和租佃改良三位一体的乡村改良计划。由于国民党在乡村缺乏起码的权威，不得不依靠武化和劣化的地方精英来打通上层和下层，实际上等于将它们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建立在这些地方精英上面，乡村行政系统因而被地方精英所把持。既然国民党政府赖以推动乡村改良的主要杠杆--行政手段受制于地方精英，所以凡是损害他们利益的所有改革自然无法推行。
　　　　土地整理的意思就是重新丈量核实全国的田地数目。这项工作显然是与田赋整顿密切相关的。自清末以来地籍的混乱和地册的散失，使得任何一项涉及乡村的改革都障碍重重，地方精英也正好上下其手，浑水摸鱼。为了此次土地整理，南京政府专门成立了地政机构，动员了大批学生来参与清查丈量土地，结果却收效甚微，连南京眼皮底下的江浙两省十年清查的结果，不超过全部土地的1/5，其他省份几乎就等于零。
　　　　田赋短收是困扰清末以来历届政府的老问题，原因很清楚，无非是地方豪绅的隐田不报和拒不交纳，还有地方各级官吏经手中饱以及直接征收人员的上下其手。这两个原因实际是一个，都是地方精英尾大不掉的问题。问题是既然南京政府要依靠他们，就不可能阻止他们受取好处，抛开历史的惯性不说，仅就当时而言，地方精英也自然会将这种"非法"的收入当成应得的报酬。所以，尽管国民党中央和省政府花了不少力气，下了如山般的文件，田赋整顿还是毫无起色。30年代初，厘金取消，省级以下的政府开支只能依赖田赋，田赋整顿无望，于是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开支，只好加捐增税（大幅度增加田赋附加），最后又都落到农民头上。
　　　　三项任务中最难的就是租佃改良，基本上属于与虎谋皮。既然前两项都中途流产，那么这项改革的命运可想而知。南京政府虽然曾于1929、1930和1932年接连颁布"二五减租"法令，但只有少数省份看在中央政府的面子上还能提及这些法案，但根本就没有实行，多数省份甚至连提到都懒得提，真正付诸施行的只有浙江一省，最后也只能在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中收场。最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十年的农村改良，只能缩减为点滴的技术改革，比如改良农作物品种、水利和道路的维修、兴办农业信贷合作社等等，即使这样的技术改良，除了少数由外国人和中国学者参与的极个别实验之外，往往被地方精英把持，最后也变了味道。
　　 乡村自治实质上是国民党政府以怀柔政策*敏感信息过滤*的体现。在轰轰烈烈的探索中，唯一还算落实了的就是乡间行政机构的清理和重建，其他的凡是带点西化意味的措施不是付诸东流，就是表面文章。他们实际上没有选举过任何压在他们头上的"乡官"。国民党的乡村自治对当时中国农村影响并不大，南京政府所力图达到目标自然也没有达到，所以，很快，随着共产主义的威胁日益加剧，他们实际上放弃了"自治"这块带有西洋味的遮羞布，直接斥诸传统最赤裸裸和冷酷的资源，恢复并强化了历史上的“保甲制”。
　　
第五节 先天畸形的“保甲制”
　　国民党统治后期，“农村自治”以流产而告终。国民政府万不得已之下，摘掉了西式民主的羊头，索性公开叫卖起了狗肉，来了个“王政复古”。荒凉得一塌糊涂的古代帝王陵寝上腾出一股阴魂，悄无声息的依附在了南京政府这个现代化气息包裹的躯壳之上，迷信的人称其为 “借尸还魂”。1932年8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新的农村改革，与古代不同的是，这次颁布的是《保甲训令》而并非皇帝诏书。
　　《保甲训令》标志着前阶段地方自治政策的改弦更张。训令中，详尽地列举了前阶段实行的农村地方自治的七大弊端，虽然也谈及了人民未经训练，政府办事不力和土豪劣绅借机欺压农民等等问题，但在蒋介石看来地方自治所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极大地妨害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使得政府人员缺乏权威才是“农村自治”的最大弊端。
　　 蒋介石认为，五四以来，西方的学说教坏了一代青年，自由民主对中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也为一直自诩为孙中山忠实信徒的他能够最终抛弃了孙中山所倡导的地方自治思想转而推行了中世纪的保甲制提供了思想基础。
　　 保甲制作为一种乡村制度，应该说起始于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国开阡陌，编什伍，实现连坐制，虽然没有保甲之名，但已具后世保甲之实。作为一种打破乡里宗法和道义温情规矩和氛围的措施，商鞅的制度是将严刑峻法施行于到社会最下层，本质上是将军事制度施用于民间。虽然商鞅已经将保甲的精髓付诸实践，却偏偏没有想出保甲这个概念。千年以后，改革家王安石杜撰出了“保甲”一词，由此抢了商鞅的风头。仅此一事，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家”也绝非浪得虚名。
　　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其初衷与商鞅是一致的，可以说深得商鞅的三昧。在训令中他宣称要斥诸中国古老的家族制度，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保甲制。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所谓社会治理的"四字方针"--"教、养、卫、管"，作为农村改革的方向。国民政府更是赋予了“保甲制”三层意义：“清查户口”“推行互保连坐责任制”“农村社会军事化”。农村税费问题、抑制共产运动、强化基层政权，三种概念被融入了一次改革，国民党对“保甲制”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使得一次“王政复古”显然有些不堪重负。
　　相对于地方自治来说，国民党政府对于保甲制的推行可谓不遗余力，各省区纷纷制定计划，分段限时实行，省级大员亲自出马，巡回督导，有的地方还开办保甲训练班，分批培训保甲人员，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再配以"新生活运动"声势浩大，热闹非凡。
　　景象之繁荣以至于引起了日本特务的警觉，在满铁调查中花费了大量经费和人力来研究“保甲制”，结论如下：
　　“保甲制的办理只是存在于官僚机构的计划中，旅行的公文里，各级政府往往将精力都花在了制订漂亮的规划上，只要有了规划，再有一点专供上级参观的保甲"样品"，一切就算大功告成。而实际的保甲制，除了将原来的村闾长换个名字，叫做保甲长，甚至连最基本的户口清查都没有做到。”
　　对于日本人的“保甲制”调查来说，浪费的只是人力财力。而对于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改革来说，浪费的却是国民党整合农村政权的最后机会。
　　保甲制的失败，固然说明了国民党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孱弱，政府效率之低下，但这种制度推行的失败，原因却相当复杂。
　　“保甲制”从头到尾充斥着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功利精神，使其行为一直在临时措施和长远规划之间徘徊。利用地方乡绅构建基层政权，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同时，意味着地方武装实力的增强，使土豪劣绅势力的恶行合法化。从而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农村几乎降为了零，除了暴力强制，甚至连收税劳役和征兵都无法实现。国民党从一个现代化的党团系统迅速蜕变成了特务组织，国民政府沦为了完全意义的城市政权。
　　国民党政府只能依靠那些蜕变了的地方精英实现统治，而在实现统治的同时，则伴随着无穷无尽的妥协，并随着共产主义势力的日益壮大而赋予地方势力越来越专制的权力，在共产党普遍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这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几乎就是在“配合”共产革命的行动，为革命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发展壮大的机会。国民党最后雪崩式的失败，实在事出有因。

[ 本帖最后由 flhswxd 于 2007-3-12 07:22 PM 编辑 ]